公平的法治：改土歸流
在清朝一般的刑律上，是旗、民分治的。旗人案件歸兩個衙門──宗人府與慎刑司管；漢人的案件則歸各級衙門管理。如屬重案，地方判決之後要復審，最後送到刑部，再上繳皇上批示，執行秋決也都由皇上批示。這些和現代的三級三審制相似。
但在雲南、貴州、四川等地區，少數民族一直實行世襲土司制度。土司對土民任意生殺，並不遵行清朝三級三審的司法制度，甚至殺了人還要向其親屬拿數十兩的「刀工費」！土司又隨意強取民女，可是清宮卻極為自制，三年一次選秀女（只在旗人中選秀，不擾及漢民），秀女進宮工作，年達二十五（虛歲）即放出宮去。（雍正自己即位之後十三年間沒有增添任何一名妃嬪。）
可是由於土司一直是順服清廷，而且在整個疆域上又地處邊陲，所以清廷對土司的殘暴一直是採取姑息的態度。其實在清朝之前的歷朝歷代，也多是這樣放任雲貴地區的土王。但雍正帝卻不能坐視容忍這樣的暴行。他決意要使中土之民，全都共享天下利樂，有罪之人必須經過同樣嚴謹的三審判決，土司也不可以任奪人女。所以不管大臣反對，他堅持執行改土歸流政策，將土司改為三年一派的流官。
但世襲土司地位被取消，特權被限制，就起來強烈反抗。於是清廷不得已，只好對反叛的土司用兵。因為雲貴地區多山寨，苗寨不好打，這就是大臣反對的原因之一。其實雍正帝做這件事，跟廢除賤籍是一樣的，都是為了社會最底層的人而做，都是與既得利益者對立的。如果他只想做一個太平皇帝，何苦自找麻煩？如果不是為了實踐他對眾生平等的認識，在西北各有威脅的情況下，他實在不必分出有限的兵力，去處理土司的問題。
公平的稅制：攤丁入畝
清康熙年間的稅收，有一項主要的稅收是從地畝而來，另一項則按人丁課稅，採取二軌制。按人丁課稅的收入稱為「丁銀」。什麼是丁銀呢？簡單的說就是人頭稅。家裏有多少口人丁（只算男丁，不算女性），就繳幾口稅。為了穩定稅收數額，便於做歲出預算，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用前一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來徵稅，以後額外增丁，不再多徵，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這只是不再增加丁銀，並不是免除丁銀。
徵收丁銀的主要問題，在於不管個人收入多少，一律齊頭平等。而貧農往往為了勞動耕作，必須多添丁，於是就得多繳稅。富人收入很多，但占全國人口比例的少數，反而繳較少的稅。這樣就變成把國家的稅收與歲支放在貧農與平民身上，成了標準的「劫貧濟富」。劫貧濟富的稅法，再加上永不加賦的承諾，使得清朝的財務困境雪上加霜，再給雍正帝繼位時加了一個難題：國庫裏銀子太少，但又不能加稅，怎麼辦呢？
針對這丁銀不公的問題，雍正帝推行「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來的丁銀（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丁銀三百三十五萬餘兩）攤入田賦銀中，改二軌制為一元制，二稅一併徵收，稱為「地丁制」。這樣，無地的農民不必攤稅，少地的農民就能少稅。從此廢除了這種不公平的人頭稅，又能遵守康熙帝「永不加賦」的承諾。
抄家皇帝？
因為雍正深知官場問題，所以總能對症下藥。以往官員都是後任接前任，後任對前任的虧空多半會為其做掩護、補漏洞，甚至背黑鍋。於是雍正帝派官員去查帳，杜絕官官相護的問題。
以往遇到查帳，地方官員會向當地富人借錢借糧來填補虧空。等到查帳結束，再加計利息還給富商。但雍正帝在派出查帳官的同時，會先向這些地方富戶打招呼：只要是放在官方庫房的錢與糧，就是國家所有。這麼一來就沒有人再敢借錢或借糧給貪官污吏。
雍正四年有一個廣東的官員李濱和福建的官員陶範，都是因為涉及貪瀆案而畏罪自殺，企圖一死抵賴。雍正認為這些自知罪大惡極死罪難逃的貪官，以為人之常情，人一死就一了百了，因此存著僥倖心理想以自裁的方式保住財產，讓子孫後代享用。但是雍正帝不理會什麼常情，追究貪瀆不妥協，下令找他們的子弟家人追繳這些貪贓所得。此舉重擊了貪官污吏，清朝的吏治為之一清，社會風氣也跟著改變。那些手頭並不寬裕的小官小吏，不再須要為了官場應酬而傷神。因此史家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
但是被抄家的王侯與官吏，則稱雍正為「抄家皇帝」。一些不明究裡的平民也跟著這麼叫。
其實雍正帝嚴厲追貪銀的對象是貪官與貴族，這種嚴厲對守法的平民來說是好事（府庫充實卻不必增稅）。至於追貪的流程，細究起來跟現代民主國家並沒有兩樣。現代民主國家查稅是依照會計制度由專人執行；追繳漏稅，先命限期補足，不依限補足就查封拍賣漏稅者名下的財產。漏稅者死亡，就追索到繼承人頭上。美國的 IRS（國稅局）官員執法時是可以帶槍的。那麼按照同一個標準，美國的總統是不是也該叫做「抄家總統」？這當然是個玩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