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5日，日本慶祝「新生香港一週年」，布置的電車駛經中環書信館（環球大廈現址）。
由於食物短缺，為了緩減人口壓力，日本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大陸。1942年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當時香港既已淪陷，市面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同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結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跌至60萬人
設施毀壞
日本在佔領後隨即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因為擴建啟德機場的關係，他們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臺，而知名建築如英皇書院、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中央英童學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香港聖公會的聖保羅女子中學（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書院、聖若瑟書院、聖士提反書院等等都被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馬廄、醫院或戰俘營。拔萃男書院更被謠傳是日軍執行斬首的地方。而協恩中學亦被指為日軍當年其中一個用地，於山後設有防空洞，並於重光後發現一個日式浴缸。
此外，皇后像廣場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1942年2月開始，日本開始於香港島寶雲山山頂興建忠靈塔，以紀念陣亡的日軍，使其成為香港的地標。重光後被香港政府炸毀。
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而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成為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運輸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投入有限度的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運輸工具經常停駛，在香港島出現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載貨手推車加上座椅和頂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裝人手推車，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而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運輸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飢荒
在日本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7]。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事件[8]，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8]。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佔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有關日佔時期的檔卷資料顯示，每日在市區街道上都收集到300至400具屍體，有時更多，曾經有一日達到731具。因飢餓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數達50,000人。
物資短缺
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英皇書院般咸道校舍及皇仁書院位於鴨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校舍等建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佔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居奇，或以贗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總督部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日軍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日軍在佔領期間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相中家中的人並不在，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
戰後日本將種種暴行都推卸到「朝鮮籍士兵」的身上，他們甚至指香港的慰安所和妓院「都是由朝鮮籍士兵營運」，「與日本士兵無關」。戰後的日本也將部分責任推卸到香港的華人非法組織之上。不過，新近發現的盟軍審訊文件顯示，日軍的確在香港境內犯下種種戰爭罪行，包括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殺害大嶼山銀礦灣12名村民。
公共衛生
淪陷時期的公共醫院甚少。九龍醫院和瑪麗醫院均被日軍所佔領，東華東院也改成軍事醫院，其餘不少醫院亦被迫關閉。在藥物和資金的短缺下，東華醫院及廣華醫院繼續提供有限度的社會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提供食物、醫藥、衣物和殮葬服務等。雖然它們仍有一定的資金儲備，但仍然需要面對巨大的財政困難，因為它們無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賠償的開支。這促使他們進行更多慈善活動以籌集捐款，例如音樂和戲曲表演等。
慈善及社會服務
日治時期，慈善組織受到很大限制，以免被用作支援游擊隊。雖然日方設立一個以「東亞建設基金」為名的所謂慈善組織，但事實上捐款是用以支援日本政府所需，並非用作慈善用途。當時，香港聖公會會督及華人代表聯會希望透過舉辦慈善活動來救濟窮人，所以向當時日佔政府要求援助。1942年9月，總督磯谷廉介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著東亞建設基金撥款。不過，援助並不是直接送到籌辦者的手上，而需要經手日本總督。日方亦因為這次事件而聲稱曾經救濟地方貧困者而出力，然而這項所謂「德政」一直在香港持之以恆。
憑著東亞建設基金的資助，「華民慈善總會」設立，以組織籌款和分發善款作。為了促進慈善活動，該會組織委員會，挑選工會裏面的名人等來領導籌款活動，繼而請求工會成員參加小組，協助籌款活動。這些成員然後從各個社會階層籌取善款，以得到最多款項。活動也包括政治宣傳工作。這許多捐贈運動最後籌得5萬5500日圓軍票。除此之外，也有足球賽和戲曲表演來籌募捐款。活動在其後數年持續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