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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晚明社會與中國文化近代化 [打印本頁]

作者: leofong 時間: 2008-8-21 18:58 標題: 晚明社會與中國文化近代化

劉志琴(1935—)，女，江蘇省鎮江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就認為，從維新運動以來思想發展的原動力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20世紀中葉，侯外廬亦明確指出，明清之際的異端思潮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表現。這就無異說，中國早期啟蒙的發軔，並非受之於西方思想的刺激，而是本土思想發展的結果，這為中國傳統文化近代化的內在因素提供了歷史依據和理論基礎。

近百年來，儘管學術界對明清之際啟蒙思想的評價不盡相同，高低不一，有些問題還存有爭議，但無一例外的是，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突出了中國文化近代化的起點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愈來愈多的學者認同這一觀點，並指出，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雖有合理因素，但由於其忽視了中國社會自身的變異，把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看成西方文化的位移，這是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偏見，並不能全面、準確和深刻地揭示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歷程。外國學者對這一問題也表示了極大關注。例如，余英時主張，從晚明儒學發掘近代思想的源頭；溝口雄三認為，中國前近代的概念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際，這段歷史可以作為近代的胚芽期或胞胎期。

使這一問題取得重要進展的是，有些學者提出從社會史的視角考察文化現象。啟蒙的原意，是取之《風俗通》的解釋：“祛蔽啟蒙”。祛誰之蔽?向誰祛蔽?都要有受眾，沒有民眾性的回應，就不能形成社會思潮。啟蒙也並非只有一條路徑，問題的多樣性在於，被認為最具啟蒙價值的《明夷待訪錄》在當時並未得到傳播，但在民眾中卻潛滋暗長著非君、非聖與非經的思潮，一種真正屬於民間的自發思想在社會下層廣為擴散，這是不同于精英著作傳佈的另一種管道。這種見解超越前人在精英文化求索的局限，擴大視野到社會史的領域去發掘資料，使這一問題取得最新成就。

晚明處於時代轉折期，從其社會形態來說，它與漢、唐、宋一脈相承，但其不同于漢、唐、宋末世的是，在社會母胎內部不可抑制地湧現出異己的文化因素並形成社會性浪潮，而且，伴隨著新興的經濟現象，不斷地撞擊封建經濟秩序，侵蝕封建倫理統治。這一衰變發生在明末，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衰敗，而是整個封建專制主義的經濟結構和思想體系的衰變。它又不同於清末的是，16、17世紀之交的中國，尚未面臨外來資本主義強權的干涉，純系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的發展。這時，雖有歐洲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技與基督教文化，有助於擴大中國人的眼界，但只局限在少數官員、士大夫和為數不多的教民，對社會沒有形成衝擊，更沒有政治、經濟和哲學思想的輸入。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晚明是尚未受到外來影響的，原裝的封建社會。而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化變異，即從傳統文化中孕育出什麼新質因素?能達到怎樣的高度?可能發生什麼樣的轉向?更能把握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本土特徵。

在16、17世紀的中國，最為現實的問題是，高壓在民眾頭上的磐石不是神權，而是政權，是封建倫理的最高權威——君主專制及其意識形態，不撼動這高壓在民眾精神上的磐石，就不足以構成啟蒙思想的主潮。

明代是皇權統治最嚴酷的一個王朝，過度強化中央集權的後果是把皇帝的權威推到極至。君主不論是昏是暴，是白癡還是幼兒，為臣的只能頂禮膜拜，歌功頌德，絕不能說一個不字，任何對君主的不敬和褻瀆，都要受到重處，甚或破家滅族，直弄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足以盡忠，對君主效忠到如癡如迷、若愚若傻的地步。

在忠君已成為壓抑人性、扭曲人格的超強壓力下，怎能設想，不觸動這精神重負能有思想啟蒙的發生?與西方人文啟蒙不同的是，晚明思想啟蒙主要是針對君主專制獨裁發出的抵制和呐喊，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對倫理信仰的最高原則——忠君信條——的懷疑、動搖和抨擊，而且下延到廣大民眾，蔚為社會性的思潮，這是中國思想啟蒙的唯一路徑。

朱元璋取消宰相制，獨攬立法、司法與行政大權于一身，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強悍、權力最集中的王朝，但是，皇權至上、不受任何監督的結果，又導致自毀長城。驕奢淫逸的帝王生活，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庸君、昏君與暴君。明中葉後，皇帝怠政成性，如明嘉靖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明萬曆皇帝不上朝超過三十年，連朝儀都已遺忘。皇帝不理國政，內閣關上大門，官員擅離職守，有的衙門長達十多年無人負責，時人不得不驚呼這已到了“天崩地解”的地步。此種時局預示著明王朝已失去自我調節的功能，只能沿著瓦解的趨勢走向滅亡。高度集權與高度渙散在同一王朝的首末出現，這是明王朝的重要特徵。

不受約束的權力是肇致政府機構癱瘓的主要原因。明朝官府的庫藏與皇帝的私庫是分開核算的，明王朝每年從財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金花銀供皇室開銷，戶部銀供軍國之需。然而，貪得無厭的明神宗卻不顧這一規章，自派宦官作為礦監稅使到地方直接徵稅，淩駕在官府之上，強取豪奪。那些忠於職守的地方官，奉法的士大夫，自然就成為他們橫行不法的障礙，為此受到空前的迫害。這引起官員的強烈反抗，在全國掀起反對礦使稅監的城市民變，引發抨擊皇帝的浪潮。官員們勸諫的奏疏連篇累牘，有的直指“皇上嗜利心滋，佈滿虎狼，飛而食人”；有的痛斥皇帝“酗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有的警告皇帝：“天人共憤，大難將作”，“一旦眾畔(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其言辭之激烈、情緒之憤慨，簡直到了破口大駡的地步。

在朝的大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無忌憚，歸莊的一曲《萬古愁》從秦始皇、漢高祖罵到唐宗、宋祖；王世貞的《鳴鳳記》，用戲劇痛斥嚴嵩父子，揶揄到先帝嘉靖；譏評朝政更是街談巷議，家喻戶傳。

每當王朝統治發生危機時，官員士大夫中會出現一些有識之士指陳皇帝的過失，力圖喚起勵精圖治，這是封建倫理所許可的行為，所以，諷諫帝王並非啟蒙。但這些慷慨激昂的抨擊已超出以往一般的諷諫，如此無所顧忌地對君主進行揭露和控訴，為召喚民眾反對君主專制埋下了粒粒火種。

對王朝構成威脅的就是這股抨擊君主的思潮，它無須借助文本的傳播，主要是口耳相傳，也不受官員和道統的規範，按照實際生活表現民眾的真情實感，編成各種民歌、民謠和說唱、戲劇等，在通衢鬧市演唱、傳播，以致“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對皇帝非議成風，像這樣從官員到民眾紛紛出動，抨擊君主，人情洶洶，是對既存的封建秩序及傳統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啟蒙思潮無疑正是從這解構的裂隙中獲得蓬勃滋長。

這是真正撼動社會秩序和傳統倫理的浪潮。以異端自詡的士大夫們一反陳規舊說，“厭常喜新，慕奇好異”，有的指責《論語》不過是迂闊門徙、懵懂弟子、有頭無尾、得前遺後的雜記；有的直斥六經是“聖人糠秕”；有的視“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唯恐不力”，詛咒經書子史為“鬼話”；有的揚言：“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李贄、馮夢龍、袁宏道、傅山、何心隱等都以叛逆者的個性張揚於世。性靈說、醒世說、市道之交說、童心說、情教說，引得附和者如癡如狂。素來為道學家不屑的市井文藝，在民眾中津津樂道。酒店茶肆，多異調新聲，汩汩浸淫。“誨淫異欲”的俚曲，在民間風靡一時。評話、傳奇和戲曲中放浪形骸的主人公，追求純情的故事，膾炙人口。從學術思想到日常生活，從官員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激蕩著一股非君、非聖，離經叛道，追新求異的時尚。正是這種從上到下不拘祖宗成法的異端言行，湧現出一股新鮮氣息。

當然，一種社會形態的文化，自有一種核心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個族群共同的價值取向，中國自古以來就以倫理道德為本位，在宋代形成以“存天理，滅人欲”為主旨的理學，在明代被尊為統治思想，獨霸學壇。明中葉以後，王學興起，首倡者王陽明提出了“致良知”的學說。他認為，良知即是道德仁義，都出自人心，不用外求，不分古今聖愚，是人人皆有的內在本性，這就把陸象山“萬物皆備於我”的心學推到極端，心外根本沒有天理，天理只存在心中，給“吾心”賦以極大的主觀能動性和自主性。尤其是標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的命題，打破了尊卑賢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宣導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在人心被禁錮之際，這猶如當空霹靂，發聾振聵，引發人們對君主聖賢偶像的懷疑和責難。

在這股異端思潮中，以抨擊君主專製成為時代的最強音。黃宗羲和唐甄這兩個同時代而從未謀面的思想家，不約而同地對君權至上的弊端提出質疑和抨擊，將非君思潮提升為理論思考。黃宗羲痛斥君主“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並直言“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果說這一見解是言人之未言，道出人人可感受的專制主義的罪惡，那麼，唐甄之言“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則一語中的，揭示了君主專制的本質。在此基礎上，唐甄還提出了“勢尊自蔽”的命題，他尖銳地指出，位置愈高，權力愈大，愈容易蔽目塞聽，因此，權位至上有可能肇成禍國之源，這不在於他人所為，而是權力本身造成耳目閉塞的後果，這才有《抑尊》的篇章出世，才會明確提出抑制君主獨裁的主張。如此深刻地對專制集權之弊的思考，顯然已接近“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現代思想。

對於怎樣抑制君權，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提出過許多設想，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黃宗羲的方案，其要點有三：一是用加強官僚機構職能的辦法，分散君權的獨攬；二是用擴大地方權力的措施，減少中央集權之弊；三是提高士大夫議政意識，認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這就把士大夫諮議國政，提升為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改變以君主之命是從，唯皇帝為聖明的觀念。

在中國歷史上，有關以天道、禮制、道德限制君權的種種主張，最終都要求在皇帝的自律中得到落實。黃宗羲、唐甄與此不同的是，力圖從權力結構的本身，分解出制約君主的力量，從對君主的他律中實現“抑尊”的主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孟德斯鳩“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思想。要知道這是在沒有任啊西方政治思想影響下，從中國本土萌生的社會思潮，比盧梭、孟德斯鳩還早一個世紀，這在中國並無資本主義，更無工業革命的情況下，在思想上卻超越經濟的發展，先期提出限制君權、改革君主制的設想，表現出思想啟蒙的早熟。從“非君”到“抑尊”，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次飛躍。

然而，中國政治倫理啟蒙有它難以超越的局限，表現在早期啟蒙思想家的各種方案中就是找不到新興的社會力量來制約君權，只能依靠皇權的自身切割：宰相與天子同議，可宰相是由皇帝來選擇任命，並非出自民意；學而優則仕，士大夫依附皇權的傳統很難使他們言論獨立，“公其非是於學校”必將淪為泡影；複方鎮也沒有越出中央和地方是強幹弱枝還是弱幹強枝的傳統格局。同樣是權力制衡，是依靠皇權的自身切割，利用既定的封建官僚體制本身行使對皇權的監督，還是實施孟德斯鳩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獨立和相互制衡，使三權分立，主權在民?這一步之遙，卻相距一個時代。

所以說，晚明社會雖然活躍著政治倫理啟蒙思潮，但是，催生新社會的力量卻先天不足，流傳的範圍也只限于士大夫和城鎮居民，廣大農村仍然是自然經濟的汪洋大海，綱常名教在那裏有穩固的社會基礎。地主和農民是古老的階級，年復一年地堅守小農家園，不能開闢新的生產方式；商人依附權力，勾結官府，以捐納博取功名的傾向，使得商人不能成長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商人資本受到封建經濟結構的限制難以轉化為產業資本，只能買田買官，流向土地，加固了封建生產關係；社會擁有大量白銀，但多用於糧草折色，田賦、稅收、窖藏，很少投入生產經營；個人附著群體的文化模式，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出路，使個人有強烈的隸屬感，表現在人格上多受制於他人，實際上是受制於權力，很難從封建藩籬中突圍。生產方式的滯後，沒有新興社會力量的支持，肇成早期啟蒙缺少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的社會基礎。不掙脫層層隸屬的封建等級關係，個性的張揚很難上升到人格獨立和主體性覺醒的高度，從抨擊君主專制而萌發的民主性光華，不可能邁向出民權思想。政治倫理啟蒙超越經濟發展的早熟，恰恰又是不成熟的表現。

真正撲滅啟蒙思潮的是清王朝重建的封建統治。清初定鼎以後，首先從出書與印書著手，發佈了一系列禁令，封殺文本傳播的源頭。清乾隆年間，文字獄擴大到市井文學，連《水滸傳》也遭到毀板的厄運，一批晚明的野史如《酌中志》、《南遷錄》、《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亦經略》與《樵史演義》等，統統銷毀，有敢以私藏者，按謀逆大罪處死。每一禁令都牽連一批人死於非命。在這樣嚴酷的迫害下，活躍在晚明社會的一股追新求異的時尚，也就煙散雲消，那種離經叛道的啟蒙思潮就此偃旗息鼓，胎死腹中。

毫無疑問，從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的文化轉型，是以民主和民權思想的建樹，實現文化核心的轉換。沒有結構性的變動，不足以完成文化轉型的使命。晚明啟蒙思想與現代意識接軌，必須轉換文化的結構與核心，從以倫理為本位轉換為以民權為本位，才能發生全新的作用。晚明政治倫理的最高成就，是提出用分權削弱君權的思想，這在封建制度下只能起到調節君主與臣民關係的作用，不能越出用王權制衡王權的局限，可是這一思想與主權在民的現代政治思想相結合，卻具有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全新意義，這已是近三百年後的事了。使黃宗羲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明夷待訪錄》等到的不是賢明君主，而是掀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志士。中國文化的近代化經歷了開啟——中斷——再開啟的艱難歷程。歷史的因緣際合，使這一過程推遲了近三百年，但晚明作為中國文化近代化的起點，卻長留青史，於今不衰。

作者: leofong 時間: 2008-8-21 18:59

晚明：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
★張顯清(1937—)，男，河北省興隆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會長，主要從事明史研究。

[主持人語]中國古代社會是緩慢發展的還是停滯不前，中國封建社會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在哪里?這些都是中外學者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些爭論，不僅關係到對中國古代歷史面貌、發展走向的認識，而且關係到對中國近現代社會和革命歷史必然性的認識。而爭論的實質，歸根結底是對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發展理論、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不同理解和認識。

明清之際的人們常說，晚明是一個“乾坤迸裂”的“極亂世界”。晚明社會發生了巨變，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那麼，晚明社會都在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變化的性質是什麼，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麼障礙，它是不是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這些都是需要加以認真研究和討論的。為此，《河北學刊》與中國明史學會組織了這次《晚明社會變遷與中國早期近代化》的專題討論，以期通過學術爭鳴和互相切磋，將這一研究引向深入。

晚明：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

張顯清(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100710)

《河北學刊》2008年第1期

一、中國封建社會能否滋生近代社會因素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自身能否滋生新的近代社會因素，能否向近代社會轉型，中外學者向來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點。不同學術觀點和理論見解儘管很多，但歸結起來只有兩大學派：一派是不變論、無發展論、停滯論；另一派是變遷論、發展論、轉型論。這兩派爭論的焦點又集中在明代中後期至清代中期，即15世紀至19世紀中葉。

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表述多種多樣，但共同點都是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穩定不變，沒有發展，自身不可能產生近代性因素，只有靠西方文明的衝擊才能打破平衡狀態，向近代轉變。這一理論由來已久，並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斷變化。它最早出現在19世紀歐洲伴隨完成工業革命加強對外擴張之時，其時一些人汙稱中國是“一具塗著香料、裹著絲綢、寫著象形文字的木乃伊，它的內部迴圈就如同一隻冬眠鼠那樣”。20世紀初葉，馬克斯•韋伯等西方學者提出精神文化決定論，給中國歷史“停滯論”塗上理論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秋澤修二等人鼓吹中國歷史具有“停滯”、“倒退”與“迴圈”的特性，只有依靠外力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其後，西方學者又相繼提出了“西方衝擊——中國反應”論與“傳統——近代”論，認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中國傳統社會是停滯不變的，如果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根本無力產生近代性變化，西方是中國近代轉變的創始者。再後，自稱“與共產黨決裂”的魏特夫為了與共產主義進行“戰鬥”還拋出了“東方專制主義”論。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又相繼提出了中國明清時期“高水準平衡陷阱論”、“有增長無發展論”、“過密型商品化論”、“明代倒退論”等，從而把“停滯論”提升到更高的理論形態。

國外的中國“停滯論”被中國學者引進到國內。20世紀80年代以後，一些學者提出了近代資本主義西歐文明特有論、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系統論及穩定性最高、進化度最小、封閉性最強的中國單純農業經濟論。

自從中國歷史不變論、停滯論出現之日起，中外學者即不斷與之商榷和爭鳴，並在爭辯中使中國歷史發展論、變遷論得到發展。有的學者認為，明清時代的中國已經出現了近代社會因素。

二、中國早期近代化歷程在晚明起步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人類社會又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構成的整體。因此，判斷一個社會是否發生了較大變化，是否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是否發生了轉型，應該做全方位的、綜合的與整體的評估，既要看其社會經濟，也要看其階級關係、社會生活、政治變革、思想意識、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等。依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學說來考察中國古代社會，可以看到，至明代中後期，古代封建社會業已高度成熟，在明成化、弘治與正德年間(15世紀中葉至l6世紀初葉)，向近代社會轉型的苗頭已經出現；明嘉靖年間至明末(16世紀初葉至17世紀中葉)，新的近代社會因素更為普遍而顯著地增長起來，向近代社會的轉型開始啟動。

這裏所講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有其特定含義，系指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由古代傳統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轉化。這是一個十分漫長、非常曲折的歷史過程，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轉化程度、形態和特點。此處的社會轉型啟始系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自身經過近兩千年的向前發展，至明代後期已經積累、孕育出新的社會因素，這些新因素在性質上不同于以往的傳統封建社會而與未來的近代社會相同。它們首先出現在經濟領域，然後引起階級關係、社會生活、政治關係、思想意識、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發生相應變化，傳統古代封建社會已經發生局部結構性變換。新生的先進社會因素代表了社會的未來，顯示了社會的新走向，因而，各種新因素紛紛出現的明代後期顯然就成為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

從人類社會的總體發展趨勢來說，人類的近代史乃是資本主義時代史。從社會形態來看，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歸根結底也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只不過有著本民族的歷史特色和獨特的發展道路而已。

三、經濟基礎發生變異

所謂經濟有了發展，其內涵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的，既有量的增長也有質的進步。因此，只有全面、整體地進行考察，才能真實反映出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程度和走勢。明後期，中國社會經濟呈現全面發展之勢，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與生產關係呈現深刻變革之勢。商品貨幣經濟空前發展是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顯著特徵，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是經濟體制變革的走向。其具體表現是：

第一，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引起中國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生結構性變異。明後期，農業經濟的突出特點是商品性農業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發展，這種發展引起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異，其變異的歷史進程是這樣展開的：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為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和畜牧業、林業、漁業、副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導致農業生產商品化程度提高；商品性農業的發展衝擊、瓦解著傳統自然經濟結構和農村社會結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變異促使新的農業生產關係和經營方式出現；等級雇傭向自由雇傭過渡；農業雇工經營是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主要體現。而農業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又是手工業、商業、金融業和城鎮空前發展的基礎，不言而喻，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的結構性變異是整個明代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異的起點。

第二，民營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引起手工業發生歷史性變革。這一變革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特徵：一是官營手工業實施體制改革，向商品化和民營化轉變；二是民營傳統手工業煥發新顏，新興手工業勃然興起，由於其商品化程度增強，所以佔據了整個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三是在民營手工業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形成蘇杭絲織業、松江棉紡織業、蕪湖漿染業、佛山礦冶業、景德鎮制瓷業、鉛山造紙業、石門榨油業與南京印刷業等著名手工業中心；四是民營手工業的新發展有力推動了商業繁榮、市場擴展和早期城鎮化進程，同時推動了為其提供原料的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使社會經濟結構進一步發生變化；五是主要手工業部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最初階段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廠或包買商。

第三，商業貿易的繁榮、商人勢力的壯大和全國性市場網路的形成開創了中國古代商業史的新階段。明後期的商業流通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特點：一是商品種類增多，商品流通範圍擴大；二是商人和牙人勢力空前壯大，地域性商幫形成。商人階層不僅擁有巨額資產，而且社會地位也有提高；三是商人不僅在本地區開展貿易，而且還進行跨區域的大規模的長途販運，把全國市場聯成網路。沿海海商還從事進出口國際貿易；四是一些商幫實施的自由雇傭制、合夥制、夥計制及領本制等都是與傳統商業不同的新的經營方式和勞資關係；五是一部分商人將商業資本轉向產業資本，經營手工業或商品性農業。所有這些都表明，在明後期，中國封建商業已經高度發展並孕育出近代商業因素。

第四，貨幣權力的增大和信用借貸的活躍。明後期的貨幣關係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特點：一是賦役貨幣化，貨幣以銀為本位，此變革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二是白銀流通量和儲存量巨增，貨幣權力空前增大；三是從事貨幣兌換、匯兌和保存的貨幣經營業應運而起，它們已具有近代金融業的某些因素；四是信用借貸需求旺盛，生息資本巨增。借貸利率下降趨勢的出現、農業生產性借貸的增多、生息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合、部分生息資本向手工業資本的轉移，都是信用借貸出現的新現象。

第五，早期城鎮化進程啟動。城鎮化程度是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明後期，以往延續下來的城市、市鎮與集市，無論是居民規模，還是工商業繁榮程度都超過了前代，工商業貿易中心的經濟功能明顯上升；一批新的工商業城市、市鎮與集市蓬勃興起，構成中國古代城鎮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時代特色。工商業城鎮是當時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聚集地，帶動著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明後期的城鎮奠定了中國近代城鎮發展的基本佈局。

第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出現。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但長期以來，對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不僅有不同的學術觀點，而且這一命題還遭到中外一些學者的詰難和嘲笑。在這種氣氛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相關研究隨之走向沉寂，不少學者自此緘口，即使原來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學者有的也拋棄此說。但是，我們應該尊重客觀歷史，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將被歪曲、被否定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重新確立起來。不僅如此，還應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將這一研究不斷引向深入。事實證明，以往對明後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範圍和發育程度的估量，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大量史料表明，它不僅出現在絲織業、礦冶業，而且還出現在棉織業、制瓷業、造紙業、榨油業、印刷業、商業和農業。

四、上層建築的新景象

晚明時期，隨著經濟基礎發生變異，上層建築也相應出現了許多帶有近代性質的新景象。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階級關係方面。晚明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階級關係雖未發生根本變化，但已出現了具有近代資本主義勞資關係萌芽的新型勞資關係。所謂“資”，即在某些手工業部門投入資本、開設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廠、雇傭工人進行商品生產的早期資本家或包買主；所謂“勞”，即在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廠為雇主勞作、將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的雇工，勞資之間形成擺脫人身依附關係的勞動力自由買賣關係。這種性質的勞資關係，在農業中也已出現，農業雇工經營者與農業雇工之間以經濟契約為紐帶建立起新型的農業雇傭關係。但工農業中的這種勞資關係仍處於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的層層包圍中。明後期時，工商業城鎮的發展和城鎮人口的增加導致中國歷史上的市民階層開始出現。這一以商人特別是中小商人、手工業主、手工業工人、各種服務行業業主及從業人員為基本成分的群體，為明後期的政治鬥爭、思想意識和文學藝術帶來了新氣象。

二是社會風氣方面。明後期，商品經濟開始發達，消費領域不斷擴大，貨幣權力不斷提高，社會價值觀念為之轉變，各階層人士競相推崇消費、追逐財富和金錢。為了追求金錢，造成人們紛紛棄農經商，以致“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這種社會新風形成了對貴賤尊卑封建等級制度的挑戰。在封建時代，人們的物質生活方式也是有等級的，不得“違式僭用”。明後期，隨著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人們紛紛衝破封建禮法的等級限制，享受他們原來所不能享受的生活。這表現在衣、食、住、行、用以及婚、喪、嫁娶等各個方面，正如時人所言，“不以分(名分、身份)制，而以財制”，“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明後期所形成的這種追求財富、崇尚消費、捨本逐末、違禮越制的風俗習尚，是社會轉型啟始在社會生活方面的體現。

三是政治維新方面。明中後期的賦役改革彙集成一條鞭法，其中的攤丁入畝，不再直接對人身征役，適應了掙脫封建經濟人身束縛的要求。此外，明後期，清議之鼎沸，黨爭之酷烈，士氣之高昂，均為前代所無。朝政爭論背後蘊涵的具有歷史價值的新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敢於挑戰權威的議政精神；二是要求“公論”、“共治”的政治主張；三是東林、複社已成為具備帶有粗淺近代政黨色彩的政治化組織。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明後期民眾政治意識空前提高，持續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反抗運動，其中，尤以市民反抗運動為以往所無。這些運動具有兩個鮮明的時代特點：一是以手工業主、手工業工人、商人、商店雇員以及服務行業從業者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開始登上中國政治鬥爭歷史舞臺；二是知識階層與民眾相互支持。在這些民眾運動中都有知識份子參加。明天啟(1621—1627)年間，各地民眾紛紛起而反對閹黨迫害東林黨人，這本身即表明，知識階層(東林黨人)與民眾在反閹黨鬥爭中已經聯為不可分割的一體。總之，明後期出現的改革運動、黨社運動和市泯運動構成生機勃勃的中國社會政治新氣象，孕育出了某些帶有近代政治色彩的新因素。

四是思想觀念方面。明後期，突破傳統觀念束縛，曾出現兩次大的思想解放：一次是由程朱理學向陽明心學的轉變；一次是早期啟蒙思潮和經世實學思潮的興起。這都促使人們的價值觀念出現明顯轉化。比如，對欲望合理性的肯定，即是晚明思想十分突出的現象。在傳統觀念裏，人欲與天理相對立，必須祛除。而在這一時期，人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理念上得到充分肯定，使古老的理欲觀發生革命性變化。對欲望的肯定，基於對人的推尊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人的自我價值與地位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王艮的“尊身立本”、“愛身如寶”論，李贄的“人必有私”、“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論，都閃耀著近代人本主義的思想光輝。在充分肯定自我與人的欲望的前提下，倫理觀、財富觀、權威觀與政治觀都與以往的傳統觀念有了很大不同，貫穿著批判和求實精神，呈現著近代人文主義色彩。黃宗羲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和對開明君主制的設計，更是那個時代新型政治思想發展的高峰。明後期及明清之際出現的這些新的理論和觀念具有近代思想因素，蘊涵著人本主義、人文主義精神，適應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和新型生產關係出現的理論需要，屬於近代早期啟蒙思想，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資產階級改革派提供了思想淵源和理論武器。

五是文學藝術方面。明後期，文學藝術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其主要標誌是公安派、競陵派詩文的興起和市民通俗文學的繁盛，尤以後者最具劃時代意義。以小說、戲曲和市井民歌為主要形式的反映城鎮商業手工業繁榮，反映市民階層和廣大民眾、下層知識階層生活及思想情緒、審美觀念的市民通俗文學構成了明後期文學藝術的主要特色。徐渭、李贄、湯顯祖、袁宏道與馮夢龍等文學巨匠還提出了具有近代人文啟蒙性質的文學理論，其主要內容是：主張抒發現實之中我的“童心”、“真情”、“性靈”，反對封建禮法束縛，宣揚人的個體價值，鼓吹人性解放與個性自由；追求“本色”、“率真”與自然，反對偽飾矯作和刻意模擬古人；在創作方法上，推崇新奇，不拘格套，開創積極浪漫主義新風。這種文學思潮的實質是要求從文學復古主義和封建正統文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向反映市民階層、普通民眾與下層知識階層生活和思想願望、審美情趣的市民通俗文學轉型。這些都是中國近代早期啟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阻力和挫折

由於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思想文化各個領域新因素的湧現，使得明後期中國社會呈現出新舊混合的多元化趨勢。但是，母體社會的舊結構仍占統治地位，新因素還處於受壓抑的劣勢，社會轉型遭遇舊結構的強勁阻礙，不僅減緩了轉型的速度，而且使之出現了巨大曲折。

關於明後期社會轉型的阻力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但從根本來說，主要來自於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腐敗。封建等級特權制度是造成封建社會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全面激化，財政危機與社會危機全面爆發的根本性體制原因。明後期，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除了傳統原因之外，還在於任由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氾濫：一方面，是商品貨幣經濟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是封建政治腐敗愈演愈烈，形成鮮明反差。商品法則、金錢關係不僅支配著社會經濟生活，而且還充斥於政治領域，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欲望日益失控，無限制地掠奪財富，導致社會資源和利益分配極度失衡，貧富懸殊，社會階級矛盾激化，社會轉型受阻。尤其是當腐敗全面加劇進而引起社會大動盪之時，社會轉型更遭到了嚴重挫折。

明後期，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腐敗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封建等級特權失去約束，貧富差距極度拉大；二是貪賄公行，吏治敗壞；三是紀綱廢弛，機體癱瘓。封建統治階級全面腐敗所造成的直接社會後果是，一方面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釀成全國範圍的社會大動盪；另一方面，削弱了對後金(清)地方割據勢力發動的掠奪戰爭的抵禦能力，使內地經濟慘遭破壞。明末農民大起義持續了近二十年，明清戰爭持續近三十年，這二三十年蔓延不斷的戰火和動盪，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明後期出現的社會轉型趨勢都是嚴重打擊和挫折。

雖然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已經出現近代因素，具有向近代轉型的趨勢，但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自身又蘊涵著阻礙社會轉型順利發展的消極因素。當封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尚有自我調控能力之時，這些消極因素得到抑制，近代因素得到生長；當封建統治階級喪失自我調控能力、日趨腐敗之時，這些消極因素便肆意氾濫，釀成社會動盪，社會轉型便遭受挫折。因此，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程度成為中國近代因素能否順利生長、社會轉型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晚明社會轉型只能在不斷克服阻力中曲折前進。

李白成大順軍撤離北京後，清軍趁亂入主中原。中國歷史上以往的改朝換代，新王朝開國之初，一般皆吸取前朝敗亡的歷史教訓，實行偃兵息武、休養生息、恢復發展政策。明清嬗遞則不同，清初統治者帶來的並不是和平與發展，而是四十多年的民族征服戰爭，商品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中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所遭塗炭尤甚。不僅如此，清朝統治者還在很長時間內殘酷地實施民族歧視與壓迫，並將其在關外實行的落後的農奴制經濟、政治、文化政策移至關內，使內地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遭到嚴重摧殘，致使明後期出現的社會轉型趨勢發生逆轉。這種歷史的倒退持續了九十多年，到清乾隆初期社會經濟才逐漸恢復到明代最好水準，並逐漸與明後期出現的社會轉型趨勢重新接軌，但是，發展的時間和歷史機遇卻喪失了。這一喪失竟然使以後的中國歷史變得異常的複雜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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