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大批漢人湧入蒙古，沿著這種途徑形成社團，居住在庫倫及蒙古其他地方。光緒17年，在內蒙古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漢人突然叛亂，任意屠殺喇嘛及平民，男女老少，並燒毀了許多防務。
如果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將會使我們遭受巨大的災難。” 這段話出自1911年外蒙古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派代表團前往俄羅斯尋求沙皇政府幫助獨立時的請願書。
長期以來，對於外蒙古獨立大多從國際關系解讀，極少有談及蒙古獨立背後的民族問題——蒙古族與漢族的矛盾，尤其是發生於光緒17年（1891年）的民族仇殺。
按照馬克思哲學的觀點，如果說，國際關系是外因的話，無疑民族矛盾的內因才是決定性因素。 漢族的外遷與蒙漢矛盾 1712年，清聖祖康熙皇帝下詔“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終結了中國一千多年征收人頭稅的歷史。
其後果之一即是清朝人口暴漲。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郭松義《清代人口流動與邊疆開發》一文，1741年清朝直轄區人口為1.4億，到1794年增加到3.1億，50余年翻了一番，到1840年已達4.1億。
人口的快速增長，在古代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必然超過原有土地的承載能力，引發人口大規模地向新開發地區遷移。比如有名的湖廣填四川、闖關東、走西口。
長城以北的蒙古、滿洲地區原本是禁止漢族遷入的，但在人口壓力下清朝政府也不得不默許漢族出關，進入內蒙古、東北三省。
雍正元年（1723年），面對山東、直隸等地饑荒，清政府采取“借地養民”的政策，允許饑民翻越長城進入熱河都統轄下的蒙古卓索圖盟、昭烏達盟。
最初清政府采取的是“燕行”政策，即漢族春季前往長城外開墾土地、耕作，秋季收獲後返回關內。蒙古貴族也樂於從漢族耕作中收取地租獲得收入，因而甚至通過將蒙古族婦女嫁給漢族的方式使部分漢族得以列入蒙古旗籍長期居住。
根據《光緒朝重訂承德府誌》卷23記載，到乾隆47年（1784年），熱河都統轄下卓索圖盟喀喇沁三旗（今內蒙古喀喇沁旗）、東土默特兩旗（今遼寧阜新縣、北票市）境內漢族居民已達45，410戶、182，891人。
這一地區的人口結構已發生變化，原本的主體民族蒙古族實際成為了少數。 因應這一變化，清政府在熱河都統下按照漢地慣例設立了承德府，下轄一州五縣——平泉州、灤平縣、豐寧縣、赤峰縣、建昌縣、朝陽縣，以漢制治漢民。
從而形成漢制的府州縣與蒙古各旗衙門犬牙交錯的局面。 在這種雜居的情況下，蒙漢矛盾逐漸積累。既有蒙古族地主壓迫漢族佃農，也有漢族商人在交易中坑騙蒙古族。
時任昭烏達盟盟長、敖漢旗貝子達克沁對漢族異常殘暴，漢族人如果擔柴草等物到貝子府街出售，往往被其奴仆苛罰責打。
如有漢族人違禁上山砍柴，輕則鞭撻辱罵，將柴草焚燒，沒收繩子、擔子、斧頭、鐮刀，重則施以酷刑，“如以碗口粗小樹砍去枝梢，削其頂為尖，將犯山人衣服盡脫，並將小樹彎在地以索尖插入肛門，陡一松手將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腦漿崩裂”。
其子四喇嘛也不遑多讓，隨意增加漢族佃租，奪人田產。 蒙古族長期從事遊牧生活，並無商品經濟觀念，在與漢人的經濟交往中常常處於下風。
如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衙門在出售土地時並不依據土地面積大小，而是看買主的經濟實力，富人高價窮人低價，並且還不約定具體的面積。
結果漢族人以1頃（100畝）地3兩銀子的代價就買走了旗內所有適合耕種的土地，而當旗內蒙古人想耕作時就變成了1兩銀子1畝。長期在經濟活動中處於下風，無疑在蒙古族心中加深了漢族狡詐、貪婪的印象，對漢族充滿了怨恨。
此外，漢族的經濟活動也促使蒙古族貧富分化加劇，更增加了底層蒙古人的怨恨。19世紀後半期天主教傳入這一地區後，蒙漢民族矛盾更加復雜。最終釀成漢族暴動屠殺蒙古人，蒙古人則借清朝鎮壓屠戮漢族。
對於最終釀成漢族暴動的原因，大多數人認為是不堪蒙古族的壓迫，尤其是達克沁的壓迫，暴動的首要目標、損失最大的即是敖漢旗。
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的清朝蒙古族教育家汪國鈞是這次暴動的親歷者，在記述本旗近代史的《蒙古紀聞》一書中，則認為是漢人“反客為主，欺辱蒙古人”並“相習成風”，漢人暴動的原因是企圖利用人口優勢拒絕納租，“這正是蒙古人最為憤恨的一點”。
不過，無論是什麽原因釀成的暴動，蒙漢矛盾激化是確定無疑的。平定暴動後，直隸總督李鴻章、熱河都統奎斌在給光緒帝的聯名奏折中也寫到“蒙古、客民結怨已深”。
金丹道暴動有清一代，由於異族統治，以反清復明為號召，民間宗教野蠻生長。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史專家劉子揚統計，教派明目有107個之多。
也有學者估計，清代民間宗教派別總數不下四五百種。 這種民間宗教，在平時充當底層民眾的保護者，一旦有事則承擔了民間反抗活動的組織動員職能。白蓮教起義也好，太平天國起義也好，宗教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這場漢族反抗蒙古族的暴動中，承擔這一職能的是金丹道。當然這些民間宗教在清政府眼裏都屬於欲殺之而後快的“邪教”。 金丹道全名金丹八卦教，又稱皇極金丹教，簡稱金丹教。清世宗雍正年間，由江西饒州府人黃德輝創立。
乾隆年間，直隸平谷縣人張榮在直隸傳播金丹八卦數，嘉慶年間先後兩次遭清政府剿滅，但該教並未銷聲匿跡，在直隸承德和東北地區繼續進行秘密活動。也有學者認為金丹道屬於白蓮教的一支，創建於嘉慶年間，到了光緒時期已經在熱河地區廣為流傳。
敖漢旗楊家彎子村人楊悅春，是熱河地區最早接受和傳播金丹道教的人，金丹道暴動的領導者。蒙漢矛盾的尖銳，在蒙古貴族、漢族地主、官府以及天主教的聯合擠壓下，金丹道無疑成為漢族底層平民尋求結社保護的希望所在，因而發展很快。
1891年，熱河地區發生水災，糧食減產，社會秩序漸趨混亂。9月，謠傳金丹道徒將攻打達克沁的貝子府，達克沁因而調集蒙古兵以防不測。楊悅春得知這一消息後，又謠傳達克沁“欲調蒙兵殺民騰地”，遂決定先發制人。
以“平清掃胡”、“仇殺蒙古”為口號，楊悅春號召金丹道徒參加暴動。教徒為“泄多年之積忿”，欣然跟從。 10月10日夜，金丹道徒圍攻達克沁貝子府，激戰兩三個時辰攻陷貝子府。
除第三子出家在外及長孫逃走外，包括達克沁在內全家23口悉數被殺，貝子府及附近一千多蒙古人或被殺或被凍死，達克沁的家族墓地也被掘毀。每殺一人，金丹道徒便“口呼：爾等尚吃租乎？尚施威乎？”
攻陷貝子府後，楊悅春即以貝子府為開國府，豎起反清旗幟，兵分四路，攻打附近各盟旗。對蒙古人則聲稱與其有仇，“凡遇蒙古人及喇嘛廟宇無不燒殺搶毀”，對於漢族入則稱“相從入教，則從此不受蒙古欺侮”，各地與蒙古人有仇的漢族人紛紛響應。
在金丹道進攻下，敖漢旗、翁牛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奈曼旗等旗衙署先後被攻占。 暴動發生後，清政府立即調動直隸、奉天兩地清軍由直隸提督葉誌超統領鎮壓，各旗蒙古人紛紛充當向導協助清軍鎮壓，借清軍之手屠殺漢族，由此清軍的鎮壓演變成了又一場屠殺。
一些蒙古人尾隨清軍，“到處搜刮學好（金丹道）親族，指為叛逆，遭殺戮傾家敗產者不計其數”。敖漢旗蒙古兵，因其親族在金丹道暴動中損失最慘重，“每見漢人即欲殺之矣”。蒙古人這種屠殺，甚至引發了清軍統帥同為漢族人的葉誌超的不滿。
葉誌超還向清政府上書稱，喀拉沁右旗蒙兵，“於賊匪剿平之處，聲言搜拿余匪，殘殺老幼客民甚多，請飭禁止”。最終，經直隸總督李鴻章同意，由葉誌超捐款兩千兩白銀埋葬被屠殺的蒙漢民眾。
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負責的地方官員對於蒙古死難者一概不管，只埋葬漢族，喀喇沁右旗王府不得不自行處理。 據《朝陽縣誌》記載，僅朝陽、建平兩縣蒙古人、漢人死亡人數就高達10萬人。
葉誌超在奏折中則稱，兩個月的暴動中只有兩萬人死亡。1990年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的調查報告認為，十天內約1萬土默特左旗境內蒙古族被叛軍屠殺，1，000個村屯被襲擊燒毀，十幾萬蒙古人被迫背井離鄉。
究竟有多少蒙古人、漢族人死於這場暴動，目前並未有權威的數據，但損失無疑是慘重，在兩個民族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難以評說的影響 金丹道暴動對於中國的影響是及其復雜的。
一方面，民族仇殺加劇了蒙古人對漢族的仇視，1902年清政府在蒙古地區的“移民實邊”新政，即鼓勵漢族向蒙古地區移民，又使外蒙古人與滿洲的傳統紐帶破裂。兩相作用下，外蒙古開始謀求獨立。
1911年，外蒙古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派代表團前往俄羅斯尋求幫助。從此，外蒙古在外國勢力支持下，在獨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另一方面，中國對於內蒙古地區的控制卻因而增強。
暴動平息後，李鴻章給出的解決蒙漢矛盾之道是：“佃種蒙地者，由地方官征收，蒙古王公派員領取；商民領取蒙古貲本貿易，或彼此賒欠致有虧折，亦應送地方官持平論斷，毋稍偏倚”。
也就說，蒙古王公被剝奪了行政管理權，僅保留從地方政府獲取租稅的權力，清朝地方政府取得了這一地區的完全控制權，實現了“改土歸流”，為民國時期的建省奠定了基礎。
此外，在暴動中大批蒙古人北遷避難，加速了內蒙古地區蒙古族的農耕化。位於大興安嶺南部的科爾沁右翼前旗的農耕化就是由金丹道暴動中逃難的卓索圖盟蒙古難民開創的。
內蒙古地區的農耕化，無疑會加深其與漢族地區的經濟聯系，使其融入整個中國經濟體系，再難分離。從而使內蒙地區盡管不乏鬧獨立者如德王，但從未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