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皇權制度，是一種等級分界十分森嚴的制度。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大到皇家宮廷，小到平民之家，處處可見到等級制度的影射，而筆者今天要說的“門”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體現。
對於我們來說，門往小了說是一個家庭不可或缺建築擺設，往大了說也只是一個保衛家園的工具。但是，在古代的皇權社會裏，門卻象征著權力，象征著地位，有的門可以被人跨越無數次，但有的門，普通人耗盡一生都不能踏進半步。
這便是我們今天要了解的，被稱為中國皇權制度中的“國門”，故宮第一門--中華門。此門曾是明清兩朝的國門象征，平常日子不得開啟。
這道中華門被稱為“國門”的原因在於，在當時的社會中，只有三種人能有幸從中通過:
第一種是當朝天子，皇帝和皇親要出進宮的話，一般都是從此門通過，下朝的大臣們則是從一旁的宣武門進出。在森嚴的制度下，兩方互不幹擾，誰也不能走對方的門。
第二種能走“國門”的人，是新婚當天的皇後，也就是皇帝的正妻。在皇帝迎親時，皇後是由轎夫擡著轎子從這道門進宮。
也許有人會問了，那擡轎子的轎夫們不是也可以從這道門進宮嗎?這一點是沒錯，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裏，車夫與轎夫本是基本不具備社會地位的，在統治者的眼裏連人都算不上，自然也不會糾結他們是否從“國門”進出了。
而第三種就是殿試完後的的新科狀元了，高中當天，狀元郎會騎著高頭大馬，穿著紅色的狀元服從這道門走出皇宮，也算是被皇帝認可了地位，可以稱得上是光宗耀祖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能在這道門裏走一遭的人都是有著非凡社會地位的“貴人”，普通人想從這道門通過的途徑也只有一條，那就是努力讀書，奪取功名。
但是，在古代能中狀元的人也只是極少數，畢竟在古人的口中，狀元郎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所以，實則比登天還難。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國門”的前方還設有一塊巨大的“下馬碑”，看起來是一塊普通的石碑，實際代表的是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無論你是官階幾品，到了此地一律得下馬跪拜，以示對天子的尊重。
“國門”的具體修建時期是明朝，當年朱元璋的兒子朱棣遷都北京城，工匠們按照皇帝的要求在北京修了一個和南京皇宮相同規模的宮殿，也就是後來的故宮，當時的古人都以“南”為尊，於是，皇帝便將宮殿最南的一道門定為了“國門”。明朝時稱大明門，大學士解縉題門聯“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時光荏苒，明朝的江山並沒有太平多久。
大明滅亡後，1644年，“闖王”李自成打進了北京城，帶著一群手下住進了故宮裏，四月初一改此門為“大順門”。李自成不久後失敗，退出北京，匾額也未刻成。可以說，他還沒等他把故宮逛完，龍椅都沒坐舒服就被清兵趕出了城外。
清朝建立後，為了向百姓宣告自己的主權，清朝順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決定給大明門換個名字，也就是後來的“大清門”，並在門前修建了新的下馬碑。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在建朝初期不光保留了明朝的建築，前朝的一些禮數也被保留了下來，包括下馬禮和通過“國門”的嚴格規定，這些都被清政府沿用了下去。
作為皇城與市井的分界，這道門的建築風格莊嚴厚重，具有很高的規制，據《大清會典》記載:“大清門，三闕上為飛檐崇脊，門前地正方，繞以石欄，左右獅各一，下馬石碑各一”。
說快也快，轉眼間清朝也被那些不孝子敗光了，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住在故宮裏也沒啥可想的，想來想去決定，還是要把這道門的名字改一改才行，但是，對於袁世凱這種沒文化的“流氓”來說，想一個名字卻又成了難題。
要改成“大民門”吧，太平庸;改成“袁門”吧，又怕太俗了被百姓笑話。
最終，在和一堆部下商量了三天三夜後，袁世凱決定將這道門改成“中華門”。
於是，在第二天的清晨，一塊新的牌匾被掛上了“國門”，三個金色的大字--“中華門”赫然在列，而這一天，恰好是辛亥革命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
袁世凱死後，各地勢力分崩離析，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期，故宮也人去樓空，這道門的名字也再沒有被改動過。
49年建國後，市政府決定要改造城區的布局，首當其沖就要拆除坐落在大馬路中間的“中華門”。以建築家梁思成為首的一堆文化人這下不幹了:“這麽珍貴的歷史見證，你說拆就拆?”雖然，民間的反對聲鋪天蓋地，但是，他們也畢竟只是一群“文化人”，即使以死相逼也沒能保住這道門。
可以說，梁思成先生甚至死前都一直掛念著這件事，實在是遺憾萬分
